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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让我想起哈叔
2019-06-14 16:15:11    来源: 范建 文艺语丝
  文/范建
 
  父亲节来临,我想起哈叔。我很小当兵,在外十多年,后来遇到哈叔,就像看到父亲一样。
 
  哈叔叫哈斯乌拉,人长得帅气。他健硕高大、五官端正、双鬓刮得干净的络腮胡子显得异常英武。是典型的蒙族美男形象。他也曾蓄过胡须。对一个蒙族的汉子来说,蓄胡须是一种男子美。这张照片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哈叔在农村参加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时留下的。繁忙的工作使他没有空闲刮胡子,就自然留下了胡须。军人是不许蓄胡须的。因为远离部队在地方工作,哈叔就正式向领导打报告申请留胡须。没想到还真被批准了。工作结束返家途中经过北京,他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拍了这张大胡子的照片。全家尤其喜欢,都说有明星气质呢。没想到,文革抄家时这张照片带来厄运,受到批判。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哈叔从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任上被派到天津音乐学院支左,任党委书记。在天津音乐学院,他的好人缘是他做了不少好事、善事。保护了不少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为他们仗义执言。支左工作告一段落,不少军代表微词不少,哈叔是个例外。1973年,哈叔的支左使命完成后回到部队,人前人后没听到讲他的坏话。相反,一提哈书记,个个都竖大拇哥。
  哈叔与孟姨
 
  在天津音乐学院短暂的四年,很多教授、老师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是因为他实在、讲政策、办实事。特别看中他做人的本分。那些大话官话套话和他无关。在唯成份论上纲上线的年代,他对那些挨整的所谓有历史“污点”的知识分子,能放一马就放一马。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老干部。
 
  在哈叔的客厅,至今挂着一幅长《轴玉兰图》。那是原天津美术学院院长高镜明赠送的。高洁的玉兰述说着当年的同志情。高院长是三八式老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后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妻子许大姐也下放其他地方。那时,高院长有病卧床不起,身边无人照顾,哈叔知道后,专门为许大姐落实政策,把她调到高老身边,还和老伴孟姨一起多次前往看望。使高老一家感动不已。
 
  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两家。一个是著名声乐教育家、旅日归侨吕水深教授,一个是资深钢琴教育家陆蕴芳教授。两家与哈叔家住楼上楼下,三家走得勤、交得深。我每次到哈叔家,都能看到吕家和陆家的孩子们来往穿梭。酱油醋没了,毛线不够了,就推门而入。家里有什么事情也来这里商量。他们不拿哈叔当外人。
 
  每当哈叔从内蒙回天津探亲,家里就热闹起来。一拨一拨的老朋友来看望。吕教授是台湾人,又是日本归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家庭没有彩电,吕教授从日本带回一台进口索尼大彩电。每到晚上,吕先生和曹阿姨夫妇就请哈叔全家看电视。看累了,又到哈叔家喝茶聊天。曹阿姨是哈伯伯长哈伯伯短的,言语之中透着恭敬与友爱。
 
  哈叔与人聊天,有个搓腿的习惯。孟姨一提醒,哈叔就不搓了。孟姨对我说,哈叔是劳动人民出生,长久养成劳动者的习惯。可这个习惯我们喜欢,随意、有亲近感。
 
  1983年,哈叔解甲归田,回到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天津,每天和油盐酱醋、广播电视为伴。与他习惯了的办公环境不一样,这种生活将陪伴他终老,他有些不适应。但他必须面对,必须适应。
 
  我差不多每星期都到哈叔家度周末。孟姨周末上班,家里只有我和哈叔。早起,哈叔照例要去买菜。等我起来,他菜已买好回来,就见他坐在桌边认真地剪报纸,把那些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剪贴下来,还把《广播电视节目报》上当天要播的节目用彩笔勾出来。
 
  夏天,哈叔不习惯用电扇,而是拿一把蒲扇扇。有时还在肩上搭一块白毛巾,颇像八路军武工队。有一段我住他家,孟姨每天上班,他就为我做饭。我要做,他就是不让。大热天炒菜炒得浑身冒汗,他就用肩上的毛巾擦一把。饭好上桌,他又张罗我吃饭。哈叔左手用筷,吃饭很快,也不说话。这是不是战争环境留下的?
 
  哈叔不喝酒。有一次,我带来几小瓶二两装的内蒙马奶子酒,哈叔一看不由分说就喝了起来。由此可见,他的蒙族情结很深。
 
  虽然哈叔保持蒙族的生活习惯,但他不像蒙族人爱吃牛羊肉。他吃素,以蔬菜为主,偶尔吃荤也就是鱼虾。为了就菜下饭,我见他每次用小碟剥上几个瓣蒜,醮上一点辣酱,吃得满头大汗。看着哈叔,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一个曾经有公务员照顾的军队高级干部,一个令人尊敬的长辈,竟然给我做饭。
 
  有一次,我看书睡着了,迷蒙之中感觉到哈叔轻轻用被单盖在了我的身上。我眯眼看着哈叔蹑手蹑脚走了出去,静静地享受爱抚的暖流,泪水不禁打湿了我的眼眶。我没有想到,有着大海般容量的哈叔还有涓涓细流的情感。他对晚辈的爱从不表露在嘴上脸上,而是不声不响地融化在日常的琐事中。后来我知道,像盖被子这样的事并不是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大家都共享暖意中都戏称他是“老房东查铺“。
 
  哈叔有运动员的体魄,我见过他年轻时打篮球纵身一跃的照片。可是,他在三北严寒的艰苦环境中得了气管炎。每到冬天就犯,说话沉重、喘得厉害。有的冬天实在顶不住就要住院。即使病情反复,他也从不悲观。
  父亲与女儿
 
  哈叔有三个孩子,一女二男,都是我的弟、妹。三个孩子有两个在外地工作,只有孟姨和女儿小敏和他呆的时间最长。每次哈叔回家探亲,小敏就亲热地挽着哈叔有说有笑。后来小敏出国了,又成了全家和哈叔呆的最短的亲人。每次我去看哈叔,哈叔就指着书橱里小敏的照片说她忙。话不多,却能感受父亲对远方女儿的爱。对哈叔来说,越爱越不能牵累。
 
  八十年代作者与全家在天津音乐学院
 
  哈叔的善良有口皆碑。孩子的大舅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遣送老家务农,手被割伤后被接到家中。当时哈叔回津休假,二话不说就把大舅的日常起居包揽在身。每天帮大舅洗脸、洗脚、洗澡,毫无怨言。大舅感到这是他人生最温暖的时光。家人并不奇怪,哈叔向来对陌生人都能做到出手相助,何况家人?
 
  哈叔的好脾气也声名远扬。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唯有一次例外。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思想还没解放。意识形态领域紧箍咒不少。那次哈叔回津探亲,因为儿子对社会制度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他发了脾气。这是父子间思想上的一次交锋。哈叔受党教育多年,从军多年,自然怀揣家国情怀。在党面前,他宁肯自受委屈也绝对服从。从这个场景我有感而发,写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文,发表在《战友报》上。后来,我渐渐领悟自己的思想已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左的浸染。可是,让我百思不解的是,对此,哈叔既不表扬也不批评,使我琢磨不透。再后来,我从这两件事中才找到了答案。
 
  有一次,我遭政治迫害,自由受到限制,便借哈叔家暂避。他不怕牵连,全家伸出援助之手,给我道义上和行动上的支持。逆境之中,我在这个家感受到莫大的温暖。
 
  哈叔从来不和别人讲他的苦难。他的曲折经历,是从孟姨和弟、妹那里知会的。1945年,哈叔因生活所迫,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当工人,因反抗日本兵欺压,他和师生起义,成为起义头领王海山的通讯员。当他打出起义信号弹,全体师生打死日本军官,投奔了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了东北革命和解放。
 
  我终于明白,他不强加于人,是他人性至上的闪光。他的优良品德和特质,深深影响那些熟悉他的人。子女们也耳濡目染,都在向他看齐,默默地做像他那样的人。
 
  哈叔在文革中被打成“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遭关押、围攻和批斗,甚至被打成骨椎崩裂。窗户被木板钉上,见不到阳光,不能与外界联系。亲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给他送东西。不让见面,但能送东西就意味着活着。当哈叔被放出后,家人问他是否想过轻生。他说从没想过。在最艰难时刻,他想到解放战争的一次战斗结束后,他所在的部队突遭缴械并被关押,怀疑他们要战场哗变,准备就地枪决。他才20多岁,觉得委屈、冤枉。当澄清了事实,他又马上投入到下一场生死之战。他最不能忍受被怀疑,被寃枉的屈辱。蒙族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始终追求各民族的大团结。怎么扯得上反党、反革命?34万人被打成“内人党”,被刑讯关押,一多半是蒙族。一万六千人被迫害致死。他感到心痛。在关押审查期间,这段经历给他带来新的思考。他坚信只要坚持活下去,就能洗清罪名。
 
  在一间大屋子,他被带进来,胡子拉碴、脸色浮肿、身穿军棉衣,领章帽徽早被撕掉,他拖着一双黑色老头棉鞋,因为腿肿脚肿,鞋穿不进,只能把鞋后跟撕开趿着。关押人员禁止他们说话。孟姨说:你一定要坚持,相信党、相信组织会搞清楚你的问题。孟姨暗示哈叔,现在有人开始自杀,也有人被迫害致死。只见哈叔平静回答,我不会选择放弃生命。
 
  他每天被关在昏暗的15瓦的灯泡下的那张小桌上写交代材料。孤独、痛苦陪伴着他。这该有多么强大的内心支撑?多少坚强的毅力?女儿多么盼望能见到父亲,每天傍晚去他被关押的地方转悠。终于有一天,她和同学一起看到远处爸爸的身影。她盼了那么久,却不敢迎上前。当父亲朝她走来,她竟不敢看他一眼。此时,父亲和蔼地询问女儿,又学了什么新课,都是同学替她回答。直到父亲转身离开,她才抬起头来看他。女儿有三天三夜的话要对他讲,此刻,憋了一肚子委屈的泪珠终于倾泻而下。
 
  哈叔身受迫害,可哈叔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每当老战友、老朋友为他鸣不平时,他都沉默不语。可他对那些冤魂却始终打抱不平。他对我党在坐天下时所犯的错误直言不讳。这种今天看来具有政治风险的举动,表现出一个正直义士的特有品质,从他的身上,我看到正派大义的光芒,看到真理赋予人性的担当。
 
  哈叔说话不多,和声细语,极有善良亲切感。他忠厚、宽容、温和、善良,温和中形成的威严叫你敬重。文革前内蒙古军区是13个大军区之一,哈叔是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当时的军区文工团和体工队参加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少人参加造反派抄家游行,将物品洗劫一空。当他恢复工作又成为那些当年整他的人的领导时,这些人满脸堆笑,纷纷找上门来请求有个理想的去处。对此,哈叔不计前嫌,为他们联系合适的接收单位。哈叔就是这样的人,博大宽广的胸怀,从不掺杂个人恩怨。
 
  1982年春节,在哈叔家,我遇到即将出国访问研究的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季伦、孟繁静夫妇。京津并不遥远,这两家亲戚因各自繁忙有几十年未能相聚,这一次来哈叔家过年,给所有亲朋好友增添了快乐的气氛。
 
  1984年10月,哈叔一家从天津音乐学院搬到天津警备区干休所,在新居的第一个年三十夜晚,家里来了十多个内蒙、天津、北京老战友的孩子。哈叔是看着他们长大的。大家在一起疯呵闹的。哈叔并不嫌烦,也陪着孩子们一起守岁。累了,孩子们有的倒在沙发有的倒在床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哈叔就又给他们盖上衣服和被子。人们都说慈母伟大,可我看到的眼前慈父更伟大。
 
  2012年,哈叔因天寒又住进四六四医院。我利用出差机会去医院看他。见了我他非常高兴,还是一样的嘘寒问暖。在医院,我们像往常在家吃饭一样围在一起,他习惯的在床上盘腿而坐,用左手拿筷,不时给我碗里挟菜。我默默祈祷,哈叔,您快快好起来,我们就能在家里一起喝马奶子酒。
 
  转眼又是一年冬天,他突然又住医院,这一次是在ICU抢救。我从北京赶了过去,在病床上,我们轮番呼唤他,哈叔安静地没有一点回音。我们盼呵盼呵,盼着现代医学能使奇迹发生。
 
  2013年3月11日清晨,孟姨给我打来电话,平静地告诉我哈叔走了。悲痛之余,我迅速赶到天津,为哈叔最后送行。哈叔无声无息地走了,没有给亲人留下一句话,可他生前的无言所饱含的大爱,一直永续至今,使我们听得真真切切……